今年以来,关于新基建的讨论始终热度不减,一直延续到全国两会上。
多名与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高度关注新基建,围绕新基建“如何建”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还提出专门的议案和建议。这种关注的背后反映了代表们对于疫情之下新基建“新作用”的期待。
那么,什么是新基建,新基建在稳经济上能起什么作用?
5月21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前夕首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华体平台董事长兼CEO刘伟通过央视等中央媒体的全球直播平台,向世界讲述了中国新基建。
5件提案与新基建相关
作为国内知名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刘伟是经济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无论之前任全国人大代表,还是现在做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刘伟的议案、提案一直聚焦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发展。
“今年两会,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经验总结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深感自己肩上背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刚刚从“委员通道”走出来步入人民大会堂会议现场的刘伟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他带来许多震撼和思考,本次会议上,他就调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向、加强城市网格联防联控建设、加快实现全国公共交通实名制以及数据联网共享、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加快A.I.新科技在医疗领域应用等五个维度,提出了《关于在新基建投资大热的背景下调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向的提案》《关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加强城市网格联防联控建设的提案》《关于加快实现全国公共交通实名制以及数据联网共享的提案》《关于切实减轻民营企业负担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提案》《关于加快A.I.新科技在医疗领域应用的提案》等5件提案。
疫情之下城市治理体系的不足
刘伟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仅仅用了2-3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防控效率之高、力度之大,世界范围内罕见,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制度优势。
“当然,毋庸讳言,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我国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些短板和不足之处,这些短板和不足主要集中体现在城市基层网格管理、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等多个方面。”刘伟表示,在城市基层网格管理方面,目前我国城市网格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依然较低。搞人海战术、人工扫楼、手工填表、物理隔离依然是主要采取的手段。在疫情防控的高峰期,很多基层网格和社区都面临着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人手不足、效率低下、信息收集不准确等问题。以广州为例,广州一个主城区的城中村社区,流动人口就超过7万人,单一个网格就超过两万人,而社区网格员仅仅只有7人,依靠人工的传统防控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
除此之外,由于缺乏统一的网格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基层社区和网格对于人员动态信息掌握不全面;数据更新不及时、信息共享不充分,缺乏统一信息发布、上报机制,存在数据孤岛、条块分割现象;跨区、跨城市网格化管理不能实现联防联控,无法实现全覆盖和轨迹全追踪,这些痛点都会影响到基层疫情防控乃至日后基层网格管理的准确性和效率,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而在公共交通领域,刘伟认为,我国目前还面临着如何实现交通信息流动、共享和溯源的问题。他说,此次疫情暴发之初,如何通过公共交通信息系统追溯重点人群和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但是由于出行数据管理分属各方,数据标准不一、体量庞大,各种交通信息的壁垒并没有完全打通,给数据的采集、管理、应用及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和困难。对于民航、铁路等已经采取实名制购票的交通体系,我们尚可以通过实名制信息系统进行重点人群的信息采集、溯源和追踪;但是在地铁、公交等非实名制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各地政策不一、数据标准不一、公共交通存量卡数量巨大、线上登记平台不统一不完善,并不能及时掌握重点人员的轨迹,等弄清这些情况则为时已晚,错过最佳防控时间。
在医疗卫生领域,我国医院信息化、数字化标准建设水平以及区域卫生数据信息联通水平还有待提高。比如2003年SARS之后投入3000万元建立的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却在1月20日后才在网络直报系统中出现上报病例,是否说明医院信息系统(HIS)很有可能没有网络直报系统互联互通。我国提出医疗信息化建设已有几十年时间,但各家医院在建设信息系统过程中缺乏标准指导。
“就拿医院HIS来说,有的是用Unix系统开发的,有的是用Linux系统开发的,数据结构、硬件接口等都不一样,甚至有些HIS由多达几十个不同供应商提供,导致数据兼容和信息交换都成为问题。”刘伟透露,据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完成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医院中,仅有49.17%与区域卫生信息系统进行了联通,医疗信息“孤岛”的问题还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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